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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在时局的压迫下,众多俄国艺术家生活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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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在时局的压迫下,众多俄国艺术家生活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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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 茨维塔耶娃和艾伏隆移居巴黎 。 如果说柏林是海外俄国人的文化中心 , 那么巴黎就是它的政治首都 。 战后的凡尔赛会议吸引了俄罗斯出逃的各主要党派人士和政府代表 。 到20年代中期以前 , 巴黎成为政治阴谋的温床 , 各种各样的俄国党派和运动都在争取西方政府的关注 , 以及获得那些想要定居于此的俄国流亡富豪的支持 。

 

01 , 悲惨的生活

茨维塔耶娃、艾伏隆和两个孩子 , 住在维克多·切尔诺夫的前妻奥尔加·切尔诺娃的狭小公寓中 。 维克多领导过社会革命党多年 , 还担任过短命的1918年1月被布尔什维克解散的立宪会议的主席 。 在达鲁街周围形成的“小俄罗斯”中 , 艾伏隆一家经常会碰到俄国革命的其他末路英雄:第一届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亲王、外交部长米留科夫 , 还有另一位总理 , 年轻而活跃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一在那个命定的1917年夏天 , 茨维塔耶娃曾将他比作自己的偶像波拿巴 。

 

到20年代末 , 巴黎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俄国侨民在欧洲的中心 。 随着俄国人在大萧条中从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前往法国首都 , 它的地位得到了确认 。 在巴黎第十六区的咖啡馆中 , 巴黎俄国人的艺术与文学生活非常繁荣 , 那里有冈察洛娃和她的丈夫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 , 有贝诺瓦、巴克斯特和亚历珊德拉·埃克斯特等画家 , 有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等作曲家 , 还有蒲宁、梅列日可夫斯基以及妮娜·贝蓓洛娃和她的丈夫 , 1925年从柏林搬来的霍达谢维大多数流亡者都认为 , 1917年10月过后俄国就不复存在了 。

 

斯特拉文斯基经常说 , 他开始流亡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在她并没有觉得是“与俄国永别了” 。 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作《给儿子的诗》中作出结论 , 她再也没有可以回归的俄罗斯祖国 。 俄国海外流亡诗作的一个中心主题 , 即俄国只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觉 , 是某种像童年记忆一样已经消失的东西 。

 

02 , 时代的代表

正如格奥尔基·伊凡诺夫所说的:对茨维塔耶娃来说 , 俄国的幻影是她对三塘胡同已经拆毁的家逐渐褪色的记忆 。 对纳博科夫来说 , 它是骑车去维拉庄园的梦境 , 别人总是保证说绕过下一个弯就是了一一结果从来不是 。 纳博科夫在《说吧 , 记忆》(1953)中 , 动人地描绘了这种童年往事一去不回的乡愁 。 被迫与儿时脚下的那块土地分离 , 就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过去消逝成为神话 。

 

“我这到处都是手稿 。 ”普希金和拿破仑是她最早倾心爱慕的对象 , 她在现实生活中爱上的人(男女都有) , 不少很可能不过是她文学理想的投射而已 。 她称这些情事为“文学恋爱” , 包括诗人勃洛克、别雷、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 。 没人说得清在她心中这种激情到底有多强烈 。 艾伏隆是例外 , 在她悲剧的生命中 , 他是唯一一个与她有长期亲密接触的人 , 她不能没有他 。 茨维塔耶娃对被需要的渴望是如此不顾一切 , 以至于她准备好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 。

 

1911年的暑假 , 他们在克里米亚相遇了 , 那时他还在上学 , 而她则快要毕业 。 艾伏隆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 , 细瘦的脸颊上有大大的眼睛 , 他就是她眼中的“波拿巴” 。 两人都对革命的理念有着浪漫的感情 。 但是在革命最终到来的时候 , 他们都站到白军一边 。 茨维塔耶娃厌恶集体主义的精神状态 , 在她看来这种精神会把个人踏倒在脚下 。 当艾伏隆离开莫斯科去参加俄罗斯南部邓尼金的部队时 , 她将他描绘为自己的英雄 。


    来源:(小李趣说)

    【傻大方】网址:/a/2020/0703/ahbb160418.html

    标题:20世纪20年代,在时局的压迫下,众多俄国艺术家生活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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