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幽灵工作”：困在算法里的不止有外卖员( 四 ) 中薪|高薪|高通|英特尔|联想

三、工作未来时：全职工作的解体与按需工作的兴起
新京报：你的研究数据显示，超过半数从事“幽灵工作”的人都有高学历背景。这点挺让我挺震惊的。因为大家对数字零工的印象一直都是它没有硬性的知识或技能要求。
玛丽·L·格雷：这是很好的观察。我可以补充三点。其一，很多人其实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至少在西方，本科学历背景已经无法保障年轻人找到一份好工作了。这在二三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但又是全球正在发生的事实。对他们而言，好工作难找，那为何不先选择做一些零工来提升自己在某一专业领域的能力和经验呢？
其二，对于很多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来说，即使他们找到一份全职工作，这份全职工作也不再提供他们的蓝领或白领父母所拥有的福利和稳定性。至少在美国，许多全职服务业工作所提供的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都不足以使它们成为比幽灵工作“更好的选择”。比如，美国2017年的实际工资只比1973年增长了10%。
事实上，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7年的人口调查，10.1%的美国人没有长期雇佣合同。而在2008年全球经济大衰退之后，幽灵工作成为很多受教育程度低、财富积累少的人的救命稻草。
更重要的一点是，朝九晚五的全职工作（正如大卫·格雷博所说的“狗屁工作”）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工作的要求。假设你拥有本科学历，你肯定想要在工作中能做你热爱的事情，但很少有全职工作能满足这一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大部分从事“幽灵工作”的人（哪怕是被视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不止是为了赚钱，还想要学习新技能，获得自我提升等。

文章插图
纪录片《美国工厂》剧照。
新京报：刚刚我们也提到，相比于全职工作，幽灵工作这种任务型按需工作（task-driven, on-demand work）很可能是我们将面临的未来。你会如何描述这种未来？
玛丽·L·格雷：与其说人工智能正在抢夺我们的工作，不如说人工智能正在将我们熟知的全职工作分解成不同的子项目与子任务。至少在大部分信息服务行业里，人工智能和算法的介入，让我们在工作中不断需要重新配置项目、调配人手来处理与应对更多即时性与临时性的需求。
如果按需工作将会成为常态，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重新设计这种工作，让它更为可持续，服务于所有人的权益，而不只是资方的利益。它需要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公民、消费者、工人、工人倡导者一起坐下来讨论——如果我们的工作形态不再是“雇员”，而更像是“零工”或是“打工”，那我们如何重新拟定社会契约。
新京报：听上去，你对任务型按需工作的未来挺乐观的。
玛丽·L·格雷：我的确更愿意选择乐观。事实上，正是这些“幽灵工人”给了我信心。哪怕世界还未看到以及承认（编者按：这里指的是法律上承认）幽灵工作，他们还是试图努力改变现状，通过自发的联结与互助，走出算法和生活的困境。
我们需要意识到“幽灵工作”对于社会和经济的贡献。新冠疫情期间，我们难道还没意识到从事零工服务的人才是维持城市与生活运转的人吗？但大部分时候，我们要不就是忽视这些人，要不就只是止步于感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书的最后列举了许多技术与社会层面的改进方案。
四、出路与解法：政策与观念支持比市场化方案更有效
新京报：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我们如何让这样的工作形态可持续化。
玛丽·L·格雷：从观念层面来看，如何帮助这些幽灵工人建立职业身份（professional identity）是关键性的一点。哪怕目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公司从幽灵服务中获益，但这群幽灵工人始终没有任何正式的雇佣记录。例如，作为一名采访人员，你有自己的关系网，也有其他媒体人作为参照。但对于这些做数据标记的幽灵工人来说，他们不认识雇主，也很难在工作中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这也导致他们无法理解与定位自己的职业。
与此同时，人们还需要重新理解全职工作与所谓的临时工作。事实上，非正规工作一直处于历史的边缘。大量非正规工作的技能要求并不低，它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也不低于所谓的正规工作。但长期以来，这些有意义的非正规工作在技能阶梯上的经济排名一直比较落后。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幽灵工人”具体的生存处境与工作付出，他们的劳动价值将持续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