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丘处机万里谒见成吉思汗，看全真教金末元初发展重心的转变飞来飞去|街市|飞进|告诉

导读：《大都清逸观碑》言“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机不可失。”这是长春子丘处机与成吉思汗铁木真会面后对全真教弟子说的一番话，他认为蒙古、金、南宋及西夏之间的常年征战导致百姓们生活疾苦，而这正是宣扬全真教“三教合一”教义，普渡众生的大好时机。当成吉思汗向丘处机抛出橄榄枝，作为全真教第五代掌教，丘处机深入分析了天下形势，认定蒙古将是“天命所归”，因此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丘处机不远万里经过长途跋涉谒见蒙古可汗铁木真。从丘处机公元1220年正月出发，到公元1222年四月第一次见到成吉思汗，共历经两年零四个月的路程。此次谒见铁木真，于丘处机而言，他坚定了对蒙古的认可，获得了成吉思汗赐予的“神仙”称号，拥有了管理天下道教的权力，成为威望仅次于王重阳的掌教者；于全真教而言，此后全真教开启全面发展模式，由一个势力和影响力较小的地方性宗教迅速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全国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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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西行剧照一、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的历史背景背景之全真教。全真教创建于公元1167年，创始人是王重阳。王重阳原是陕西西安的一位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在老家谋得了一官半职，因不受重用郁郁不得志。公元1159年王重阳偶遇两位云游道士，虔诚地与之研讨修心之道，考虑到自己仕途无望及远大志向，他毅然决绝地加入道门。王重阳在自挖的“活死人墓”里修行了两年多的时间，终悟透道法，并于公元1167年来到山东半岛进行传教，宣传全真教的教义。全真教主张“三教合一”，摒弃儒释道之间的争端，强调三教是平等的；全真教重视以内丹心性修炼，放弃了传统的外丹、烧炼等方式；在性与命上，全真教主张性命双修，而在面对性与命的先后顺序上，则“重性轻命”。“自行自行，见性不用命。”《中华道藏》王重阳在山东半岛传教过程中先后收了七名弟子，即历史上著名的“全真七子”，按收徒时间先后顺序为马钰、丘处机、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刘处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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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七子剧照在七大弟子的帮助和辅佐下，王重阳在山东半岛建立了多个全真教的教团，全真教的组织体系已基本搭建完成。随后在王重阳和历任掌教的努力传教下，信徒逐渐增多，到公元1220年丘处机见蒙古可汗铁木真准备出发之时，全真教已发展了50余年，在地方尤其是山东有这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大的影响力。背景之丘处机。丘处机是全真七子之一，也是第五任掌教者。公元1170年，王重阳逝世后，马钰接任成为第二任掌教，掌教十三年；谭处端是第三任掌教，在任还不到两年便逝去；刘处玄为第四任掌教，主教十四年；刘处玄去世后，丘处机接任。丘处机在继任掌教后曾与金国朝廷及地方官吏来往较为密切，借助朝廷的认可传播全真教理念。金宣宗时期山东、河北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身穿红袄，人们称之为“红袄军”。红袄军对金王朝的统治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动摇了金王朝的统治根基，而在此时丘处机主动请缨要求劝降在登州等地的红袄军，劝降成功后金朝廷对全真教进行了赐封，全真教在金王朝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也随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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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袄军剧照丘处机与金朝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对丘处机来说，得到金王朝的认可和皇权的支持，可迅速传播教义，发展信徒，进一步光大全真教；另一方面是由全真教理念所决定的，全真教在发展之初吸收了儒家学派中“仁”的思想，在修行过程中注重“兼济天下”和“普济众生”。对金朝来说，可以利用全真教在百姓心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巩固自身统治，借全真教之手安抚民众，稳定民心。背景之天下大势。金朝后期政治上腐败无能，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国力江河日下；百姓身上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上层统治者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成吉思汗完成蒙古各草原部落的统一后实力越来越强大，自1211年开始伐金，拉开了灭金的大幕。野狐岭之战金国丧失了数十万精锐，金国再无力与蒙古相抗衡，在之后的蒙金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为了躲避蒙古的进攻，1214年金国竟下令将都城由中都迁至开封，之前追着别人打的金军现如今被蒙古铁骑追着打，历史总是在惊人的相似中发展。在经历了蒙古多次打击之后，金国实际统治的地盘越来越小，山东地方势力崛起，金国对山东的控制力不断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