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班固：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下）然而不少的人却更喜欢通史而

然而不少的人却更喜欢通史而反对断代史，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就本持这样的观念：“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
郑樵认为，断代史使得每个朝代之间缺乏了衔接，所以他很不喜欢班固的这种写作思路，同时他说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总计六代的史实，班固并没有撰写，而是全部照抄《史记》的原文。郑樵将此视之为剽窃，而从汉昭帝到汉平帝的六代史实，班固又是从贾逵和刘歆所撰的史料中摘抄过来的，《汉书》后面的部分又是班昭和马续所写。这样前后算起来，班固对《汉书》其实贡献很小。既然《汉书》是这样写出来的，而后世却大为夸赞该书之好，尤其有人认为《汉书》的价值高于《史记》，这种说法郑樵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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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跑到这里结义
【「觅史记」班固：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下）】对于郑樵的所言，到了清代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也称：“百篇之书，得之于史迁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经四人之手而成。共后张衡又条上《汉书》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卢植、马日?、杨彪，蔡邕，韩说等校书东观，又补续《汉记》。则是书亦尚有未尽善者，益信著书之难也。 ”
然后世学者却大多不这么看，针对郑樵指责班固“尽窃迁书”这样的指责，白寿彝在其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中称：“这个批评极其不妥。既然《史记》是‘实录’ ，那么武帝以前的史实正应以之为依据，班固这样做是忠实于历史，未可指摘。况且，即令对武帝以前历史的记述，班固也采集材料作了许多有价值的补充。《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东方朔、李陵、苏武诸传，都是新增的篇目，特别是张骞事迹。《史记》是在《大宛列传》叙述的，并非人物传记。《汉书》特为张骞立专传，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班固对西汉前期史实作了许多重要增补，如，高帝、文帝、景帝三篇纪中，补充了大量有关社会经济和重要事件、政令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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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灯柱令我兴奋
看来班固为了忠实历史，既然《史记》为那个时代的正史，他当然要尊重原作。但即便如此，班固也不是完全的照抄。白寿彝在专著中写道：“《汉书》承袭《史记》的纪传，有时增多了诏疏或论议。如《汉书》所增董仲舒天人三策、公孙弘贤良对策，这可以说是《史记》作者有意地摈而不取。然如《汉书》所增晁错的募民徙塞下疏、韩安国和王恢关于伐匈奴的辩论，这就可能是由于司马迁的疏漏或当时未能见到，因而未入《史记》。在历史文献搜集上，班固有更方便的条件，他记下了更多的、有时是在历史文献上更重要的东西。 ”而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其专著《中国史学史》中亦称：“《汉书》大体上沿袭了《史记》的体例，武帝及其以前的内容基本照抄了《史记》原文，就连论赞也是根据《史记》写的。虽然如此模仿了《史记》，但在变通史为断代史这一点上与《史记》意见是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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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丛里的班固府
如果班固像父亲那样仅是写一部《续史记》，那么该书的影响力绝不会这么大，同时他也在史学史上没有任何的创造。正是因为班固打破了《史记》的体例，才给后世的断代史树立了典范，因为此后的正史基本上是以《汉书》为范本一路写了下来。内藤湖南说：“关于体例，由于《史记》有尚未十分完备之处，对此早在班彪就开始发觉，并认为应当予以订正，班固也继承父亲遗志。所以，对体例完备以及作为断代史《汉书》确实成为了后代史家的楷模等方面，受人称赞。 ”白寿彝在文中称：“班固却有气魄创立了著史的新格局。他‘断代为史’ ，在内容上提供了时代所需要的历史教材，在构史体系上则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史学从司马迁的巨大身影笼罩下走出来，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汉书》的体裁，是对《史记》的继承，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造，以后历代修史者对此沿用不改。这意味着班固创立的断代史体裁，恰恰符合中国封建社会演进久远行程中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所以才被相继沿用垂二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