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道上的家|父母同享育儿假，能让父亲?更多参与育儿吗？( 三 )

《坡道上的家》剧照。
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目前瑞典的育儿假中，双方各有90天不得互相转让。目前瑞典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父亲开始休育儿假，有近30%的产假是由父亲休的，大幅提升了父亲履行育儿教养责任的比例，同时减少了针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
现在的关键是，生育的成本该由谁来承担？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父母育儿假才可能落到实处，而不是成为“画饼”。
从法律角度看，我们对于怀孕与刚生产完的女职工的各项福利还是相对完善的。可问题是，此前诸如《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里的很多条例，在落实层面不够，容易成为“纸面上的福利”，很多企业并未给予女性足够的保障。根本原因在于，绝大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自行承担。这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企业自然就缺乏招聘女职员的动力，从招聘到入职也会暴露出各种显性或隐性的针对女性的歧视。比如“只招男性”或“男士优先”，为女职工制定“生育时间表”，要求女职工签订“在劳动合同期限的前三年内不得怀孕”的承诺书,对于怀孕的职工就想法设法逼迫其辞职，或者予以降薪调岗等处理。这就导致女性在职业发展上面临着严重的不平等。
一味指责企业，可能作用有限，因为事实是生育成本大部分转嫁给了企业。而税费减免、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可以与企业共同分担女性的生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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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生的金智英》（2021读者互动版），作者: [韩]赵南柱，译者: 尹嘉玄，版本: 2021年11月
生育友好型社会：
“去家庭化”的福利支持
更进一步说，父母共享育儿假，会有助于生育率提升吗？
一方面，观念革命必须持续推进。像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相当普遍，育儿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职场对女性的歧视依然很严重，所以很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另一方面，必须正视到，一味地延长假期，反而可能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障碍与歧视。因此，不仅仅是延长育儿假（包括产假），更关键的是，延长男性的育儿假。瑞典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意味着生育权利得到有力的保障、生育行为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也意味着为生育提供强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支持。延长产假和育儿假只是一个层面，更应该思量的是，当假期结束后，孩子由谁来带？“生育”，“生”的保障很关键，“育”的保障同样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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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代表“育”的托幼服务，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学者朱荟、陆杰华基于欧洲社会调查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家庭数据库的整合资料，探析欧洲15个国家的宏观家庭政策对微观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现金补贴、延长产假和育儿假等直接或间接强化家庭照顾子女责任的“家庭化”政策，托幼服务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介入，这种“去家庭化”方式赋予家庭更多育儿选择，弱化了家庭的照料责任，减轻了母亲的养育负担，因而产生了更为积极的生育效应。
换句话说，当前的生育过程还是高度依赖于“家庭”，它强化的仍然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对育儿中的责任承担。与之相对的，托幼服务是带有“去家庭化”性质的，通俗地理解，父母负责生，托幼机构可以帮忙一起养育，这能够真正地帮助女性从育儿中解脱出来，反而能够对生育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由此，我们也有必要加大对托幼服务的财政投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托幼服务体系，在“去家庭化”的生育政策与配套保障上下工夫，减少女性一生育就得回归家庭的无奈。相较于延长生育假或增设父母育儿假，这或许更能有力地提振生育率。
父亲应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来
应该正视的是，并不存在一个按钮，一摁下去所有困境就都迎刃而解了。生育政策的完善需要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迫切而关键的问题是：爸爸去哪儿了？
在不少父亲看来，自己一天工作很忙碌，赚钱也更多一些，让妻子多承担一些家务劳动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很多父亲忽略了一点，无论他收入多少，只要他是男性，那么他就鲜少面临职业与家庭平衡的两难，但一个女性——无论她收入多高，她都会有这样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