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道上的家|父母同享育儿假，能让父亲?更多参与育儿吗？(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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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随着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崛起，男女平等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男性”这一身份不再是一种霸权和特权，女性同样可以工作、可以追求梦想，更关键的是，她们可以单身不结婚、可以走出家庭……建立于男权基础上的传统家庭关系也在被重构，“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在被改写，赚得比丈夫多的女性越来越多，理直气壮要求男性共同承担家务和育儿的女性越来越多，单身或者丁克的女性也越来越多。
但这样乐观的描述，仍然局限于少部分女性。2010年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目前2020年第四期正在进行），由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劳动的格局仍未改变。有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比1990年缩短了6分钟。女性依然“主外”又“主内”。
女性从传统观念、政治化父权中挣脱，却再次为“效率至上”的资本所捕获。
在写于1971年的《妇女的权力与社会颠覆》这篇经典文献中，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指出，妇女的无偿家务生产着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最昂贵的商品：劳动力（即工人每天去给老板打工的能力），“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也即，在家庭生活中“剥削”女性，方便于男性在职场上“被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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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作者: [日] 上野千鹤子，译者: 邹韵 / 薛梅，版本: 绿林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域下》一书中也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补充的”。随着市场与家庭的分离，家务劳动成了无偿的非生产性劳动，并主要由女性承担。女性研究者宋少鹏更进一步论述道，“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个人（往往是男人）在公共领域中的职业表现，需要私人领域中亲情的无偿支持。比如，性别化的分工（妻子承担的照料劳动和情感劳动）和代际分工（分担照料责任、甚至负担房屋等生活资料的开支）。这种表象背后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家庭这种制度，为资本积累服务。”
学者宋少鹏解释到，这就是当前社会里，一方面个人主义盛行、不婚不育女性大量出现，但另一方面社会充斥着呼吁女性回归家庭、对女性“慈母”“孝女”“贤妻”等传统美德予以讴歌的原因。“这种张力凸显的正是在个人／社会的资本主义秩序里，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培育了个人化的社会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需要个体的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家庭作为一种功能性制度仍有存在的需要”，毕竟“家庭是普通人在残酷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里的生存需要”。
父母共享育儿假：
避免成为画饼
在这一背景下，父母共享育儿假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是一个可喜的观念进步。诚如有法律学者所说，“法律本身不只是一个规则体系,在规则体系的背后，是一个特殊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价值所作的选择、排列和保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价值的混乱”。父母共享育儿假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育儿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男性也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来。
从瑞典的案例来看，父母共享育儿假或有可能成为两性平等革命的源头。早在1974年，瑞典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产假” （maternity leave）修改为“育儿假” (parental leave) 的国家，并允许父亲母亲可以分享自己的育儿假。但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申请休假的家长中，男性的比例也没超出过10%。这主要还是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育儿是女性的责任，男性承担育儿会被揶揄为“天鹅绒爹爹”。1995年，瑞典正式生效了《育儿假法》，这是一套为爸爸们量身打造的带薪陪产假。在父母领取育儿假补贴的480天中，父亲必须休够60天假，否则不能领取补贴。此外，为鼓励父亲多休育儿假，瑞典社会保障部门还专门设立“平等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育儿假后，父亲每多休30天育儿假，就可多领取“平等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育儿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这对父母就可领取顶额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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