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佩奇侃大事|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格局？，吴晓波：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缺少词汇可以充分描述在至关重要的方面与西方经历不同，但仍然指向同样的“现代”社会的那些变革。
——彭慕兰
文/吴晓波
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格局？
杉原薰（SugiharaKaoru）的答案是：为此前的三百年写一部全球经济史，它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定地提高。结尾的简短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尽管或许不是太快。
【达佩奇侃大事|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格局？，吴晓波：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而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全球化运动已悄然开始。当法国国王举杯喝咖啡的时候，他手中的瓷杯是中国制造的，咖啡来自巴西，所加的糖则产自非洲，如果再来上一块巧克力，则来自中南美洲或东南亚的雨林，而这些商品的交易，使用的是墨西哥出产的银币，由西班牙人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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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用数据支持了上述景象：
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是欧洲的两倍、日本的八倍。
那么，为什么到了1820年之后，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 ，中文名又作彭慕然）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历史学教授，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D.Spence）。他在2000年提出了“大分流”的概念，成为有别于欧洲中心论和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的一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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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比费正清年轻49岁的历史学家，彭慕兰必须要从前辈的镜子后面去寻找真相。他在《大分流》（TheGreatDivergence）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古怪的问题：
同样是棉纺织中心，欧洲的英格兰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中国的江南？
在18世纪，中国和欧洲最大的工业部门都是纺织业，在175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纺织业者的人均生产棉布数量相当于甚至超过了欧洲最发达的英格兰，两个地区在生活水准、平均寿命、商业化和劳动分工程度等方面，都没有实质差别。接下来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 ，彭慕兰分析了制度和资源两方面的原因。
在制度上，中国的男耕女织模式，使得劳动力的投入成本几乎为零，而反对人口流动的帝国政策，则让新的生产力创新缺乏必要性，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内卷性经济” ，或用中国学者金观涛的话说，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