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芯片设备禁售再升级！美国不顾经济损失，一定要摧毁中国芯片产业汽车|it芯片|重器

据报道，这次新的对华芯片禁令涉及的打击对象比之前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华虹半导体、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这些存储芯片制造商被纳入了制裁范围，而且众多在中国设有工厂的外国厂商，比如德国英飞凌、荷兰恩智浦半导体和美国德州仪器等企业也都将受到禁令的波及，最近德州仪器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想必跟这次可能要出台的禁令不无关系。
之前美国的禁令主要针对华为等被认为拥有领先技术的中国企业，为了打压中国的5G发展，为了限制有潜在军事技术用途的产品制造商，但这次的打击范围显然比之前要大得多，这次波及到的芯片制造商它们的产品广泛用于汽车制造、家用电器制造，在大家的正常认知当中，跟军事用途不沾边儿，跟全球高科技发展的前沿更是不沾边儿。这次的禁令一旦出台，不仅对中国企业是个巨大的打击，而且一定也会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伤害。
据悉，这次的新版禁令将会限制美国的芯片原材料供应商向中国供货，预计美国的Applied、Lam、KLA这些公司都将受到明显影响，去年这三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是145亿美元，占到了它们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遭受打击不仅是芯片制造设备和原材料出口商，因为这次被制裁的包括除中国台湾的在中国境内的其它全部企业，不仅有中国芯片制造商，还有着前面提到的德国英飞凌、荷兰恩智浦半导体和美国德州仪器这些跨国芯片巨头，它们在中国工厂的产能巨大，是全球汽车制造行业的主要芯片供应商，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全球汽车行业的命脉，在全球汽车行业面临严重缺芯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的这项新禁令，无疑会把世界汽车制造业推向新的深渊。

当前的世界，战争、疫情和政治撕裂多重负面因素相叠加，正在面临严重的供应链混乱，通货膨胀的蔓延，全球经济正在遭遇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顾经济损失和对世界经济的破坏，却仍然要扩大对中国的芯片制裁封杀，把制裁的范围无限制地扩大到民用领域，汽车芯片、家电芯片都要成为严格封锁的对象，美国这么做说明了几个问题。
【芯片|芯片设备禁售再升级！美国不顾经济损失，一定要摧毁中国芯片产业】首先，美国把整个芯片行业已经都视为是战略性行业，不管是什么高精尖的5G芯片，还是家用电器上用的芯片、存储芯片，统统都是战略产业，都是需要禁止中国发展的领域。
其次，美国要求芯片制造业回归本土，把芯片产业链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的决心是很大的，这次的新制裁禁令一旦付诸实施，将会给美国企业造成非常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即便如此，也要实施，就是要逼迫这些企业把工厂从中国搬走，同时也逼迫全球芯片下游需求方，那些汽车和家电制造企业跟中国芯片制造企业脱钩。
第三，美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上的立场在不断倒退，世界经济朝着进一步被政治撕裂的方向发展。我们说近年来世界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浪潮，芯片产业是一个表现很突出的领域。从特朗普时期，美国发起的对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芯片封杀，直接开启了政治撕裂全球芯片产业链的狂潮，让本来健康高效运行的世界芯片产业链被人为地破坏了，除了给中国企业，也给全球很多家芯片相关领域的企业带来了灾难。本来很多人期待拜登政府能够像自己说的那样，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但显然现在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跟自己宣扬的背道而驰。
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全面封杀，胁迫芯片产业回归本土，不惜伤害世界经济的政治操作，美国的这种种行为，让我们不能不怀疑，美国想要的世界经济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我们理解的全球化跟美国想要的全球化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其实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开启的全面对华遏制战略，就已经让我们感觉到经贸关系这个压舱石好像不再管用了，因为特朗普开启的史无前例的对华贸易战，以及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扼杀，说明美国好像不再关心双方紧密的经贸合作，不再关心破坏中美经贸合作关系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
如果说特朗普有着他自己的个性，特立独行的话，那么跟他相对立的拜登政府上台后，仍然坚持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在实际操作上甚至还变本加厉，这就不能简单的用一个人的疯狂，头脑发热来解释了，只能说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变了，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变了。现在美国已经直言不讳的把中国视为最大的综合性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个措辞上要超过俄罗斯，俄罗斯只是眼前的现实威胁，而能扮演唯一的综合性战略竞争对手的，只有中国一家。这就说明，在美国的对话定位上，中国已经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距离敌人只差一个对竞争的管控得当与否了，对抗性的激烈比赛中，没管控好，双方选手打起来的事儿很常见。在国与国之间，一旦成为了战略性竞争对手，那么经济利益就要让位于安全利益，所以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和西方会歇斯底里地制裁俄罗斯，不惜给自己造成重大伤害，为什么喊出跟中国经济脱钩这样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口号，难道美国人不知道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对于自己的经济重要性有多大吗？它当然知道，只不过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国际关系不是个唯利是图的菜市场，钱并不是驱动国家行为的唯一动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在很多时候在对国际行为的决定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