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新自由主义的“洗脑包”会破灭吗？ |经济|美国|新自由主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丁一凡】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美国的舆论界开始议论疫情对世界的影响。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与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多西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 “抗击新冠病毒可能会重塑全球秩序” ，并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处理好这次疫情，从而有可能在疫情后失去超级大国的资格，如同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的英国。另有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福尔曼在“中国发展论坛”的网络会上说，政府干预力度过小带来的风险远大于过度干预。
这些“反主流”的观点若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的流行，大概不会出现，或不会被主流媒体及主流舆论所接受。这些观点彻底颠覆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而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经典，似乎谁也不能更改。
很长时间以来，新自由主义也给我们洗了脑。我们也曾以为，政府就应该全面退出市场。只有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是最有效和最可靠的。
但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经历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没有什么国家真是彻头彻尾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如果不干预市场，那场危机大概早就让美国、欧洲和日本那些发达国家倒退回去一百年了。
大部分发达国家政府干预市场，动用了大量政府的财政，也就是公共舆论常说的“纳税者的钱”去救那些金融机构，而那些金融机构又基本上是私人企业，却没有对实体经济做什么真正的投资。也就是说，政府拿了穷人的钱去救了富人闯的祸，而某些富人甚至用这些“救急基金”发了一笔横财。因此，经过了十年多的发展，以股市水平衡量的经济恢复得不错，但实体经济的恢复很有限。美国制造业与工业的就业水平一直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才有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学着搞了“占领……”的运动。那些参加抗议运动的民众发明了“我们是99%”的说法，认为只有1%的金融从业人员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金融自由化中受益，剩下的99%的民众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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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华尔街”运动支持者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两周年纪念游行（图片来源：***）
反观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的确让人刮目相看。 2008年时，中国只有北京到天津的一条高铁， 100多公里。依靠刺激经济计划，我们大幅提升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一枝独秀，保持了强劲的增长速度。最后，我们建成了3.5万公里长的高铁线路，不仅成为运营速度最快，运营里程最长，旅行舒适度最好的高铁，且高铁的里程超过全球其他地方高铁线路之和的两倍还多。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基础设施的计划这些年来使中国成为高速公路最长的国家，全国公路网最长的国家， “村村通”与“新农村建设”使中国的农村面貌大变样，而对通信设备的投资使中国以4G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发展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水平，这才有了中国在电子支付、共享单车等新经济形式方面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