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为何钟祥能成为三个“天府”之一呢

在明朝的行政区划里，有三个特殊的府，虽然和其他的“府”一样是省以下管县的行政区划，但却是“天府” ，分别是北直隶的顺天府、南直隶的应天府、湖广的承天府。所谓“天府” ，是和“天子”也就是皇帝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域才能获得这样的地位，一般是都城所在地和天子的出生地、封地和发祥地。
明朝的三大“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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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明朝时期的顺天府治在北京市内，应天府治在江苏省南京市内，分别是我国的首都及一省省会所在地，而承天府治则在湖北省荆门市所属的钟祥市，仅是一个县级市。那么，明朝时的三个“天府”为何到今天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首先政治地位不同
今天的北京、南京均位居我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行列，当然仅隔两个朝代的明朝时也是这样了，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名城、古都，在不同的时期曾作为都城、州治、郡治、府治。
而钟祥虽然在春秋时期为楚国国都郢的陪都“郊郢” ，还曾为竟陵郡、郢州、安陆府等州郡治所，但其历史底蕴、规模以及影响力等方面，显然是和北京、南京无法相比的。
1547年《大明舆地图》中的承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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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功能定位不同
北京和南京分别处于区域中心，经济和交通发达，对周边影响辐射力巨大，是经济中心，更是建立都城的理想之地。
而钟祥则是战略要地。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湖北形势时讲到：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湖北的三个战略重心分别是武昌、襄阳、荆州，但是相比武昌和荆州是区域性的战略重心来讲，襄阳则是全国的战略重心，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襄阳是联系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的枢纽。
湖北武汉、襄阳、荆州等地附近地形图，红圈处为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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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则是位于襄阳南部，与荆门一起构成襄阳南下咽喉之地，因此也成为了在全国来说仅次于战略重心的战略要地。
对于这一状况，《大清一统志》记载钟祥：上接汉江，下连湘水，舟车往来，水陆之冲。
而《富水志》记载：东走江淮，西通梁汉，南经荆襄，北则驰骋，乎陈蔡汝颍之郊，既号为四通八达之地，而又有石城以为因，江水以为限。
可见钟祥地位的重要性。
为何钟祥能成为三个“天府”之一呢？
这件事还得从两方面说起，一是明朝的藩王制度。二是出生地为钟祥的嘉靖皇帝的机遇。
先来看看明朝的藩王制度。
《明太祖实录》记载：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朱元璋把诸皇子分封到了各地镇守，镇守地除了位于北方直接面对元蒙残余势力的诸王之外，还有部分皇子被分封到了经济繁华之地或战略要地，达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的目的，使国家变得固若金汤。
明朝在各地分封的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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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战略要地的钟祥自然也有皇子过来就藩。清乾隆《钟祥县志》“封爵”记载：
朱栋，高帝（指朱元璋）第二十四子，洪武二十四年封郢王，永乐六年就藩安陆；
朱瞻垍，仁宗第九子，永乐二十二年封梁王，宣德四年京藩安陆。
这两位藩王因为没有后代，也就是说在去世后没有后人来“袭封” ，所以就由皇帝重新再封一个新王来就藩。
到了明成化二十三年，宪宗第四子朱祐杬被封为兴王，于弘治七年就藩安陆，朱祐杬并不像前几任就藩于安陆的两位皇子那样没有后代，还因为借助于儿子“当”上了皇帝。
清乾隆年间的钟祥县地图，图中可见郢王、梁王、岳王墓以及显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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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钟祥能够成为承天府的第二个机遇。
兴王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熙早夭，其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后被追封为岳王。朱厚熜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