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超级写实主义:匠气与匠心

【深度解读】
作者:杨娟娟(复旦大学博士后)
不久前,中国画家冷军的油画《蒙娜丽莎——关于微笑的设计》以8000万元天价成交,使得关于超级写实主义(或称为照相写实主义)绘画的话题再一次被提起。人们对于超级写实主义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在艺术爱好者的圈子里,画得纤毫毕现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本事,值得仰慕;另一方面,许多专业人士又认为它缺乏意义,是一种极端的“匠气”。
波普|超级写实主义:匠气与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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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艾迪 《无题》 布面丙烯 1971资料图片
毫无疑问,超写实的绘画仍然有其艺术价值,至今世界各国都有不少从业者。要回答“是哪一种艺术价值”的问题,就得追溯当代艺术批评史中“照相写实主义”的命运起伏。在粗率灵动的印象派彻底“战胜”学院派之后还不到一个世纪,比古典学院派还要写实的画法是如何回到了艺术史的殿堂?我们还要区分出不同的艺术手法和诉求:超级写实的传统油画、超写实绘画和照相写实主义,这几种类型看上去都像照片,但实质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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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埃斯特斯 《超级硬件》 布面油画 1974 资料图片
一、“新前卫”的时代
在画画这样一个从18、19世纪就已高度“内卷”的行业中,自从照相技术普及之后,画家们再也无法因“画得真像”而进入艺术殿堂了。20世纪初的画家处于一种对峙塞尚和毕加索的绝望之中,就如我国醉心于挥洒书法的古人那样,西方的观众也终于领会了松弛有度的大笔触、大色块的魅力,从各种抽象绘画到抽象表现主义,热潮延续几十年,其风头曾彻底盖过同时代各种前卫艺术的萌芽——那些自诩革命性、实验性的,以改变社会现实为己任的前卫艺术——达达、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和至上主义等等,后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算是夺回了主流阵地。
波普|超级写实主义:匠气与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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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莫利 《鹿特丹前的阿姆斯特丹港口》 丙烯画 1966 资料图片
当照相写实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国家时,它的产生和被接受的过程,都嵌在这个复杂的“新前卫”艺术生态之中。这时的写实之作或者说具象(相对于抽象)艺术,已不可能单以其绘画技巧立足。最终得以“出圈”的照相写实主义,只是单指那些与波普艺术、挪用艺术等门类彼此勾连重叠的新前卫艺术之作。本文接下来的重点也是这个特殊时期的狭义照相写实主义,而不是广义的照相写实主义,后者常包括所有像照片的商业绘画。
波普|超级写实主义:匠气与匠心
波普|超级写实主义:匠气与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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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达利 《记忆的永恒》 布面油画 1931 资料图片
届时被归类为照相写实主义的各种作品,其绘画手段各不相同,有的是对着照片画的,有的是在印制的照片之上加了颜料,重新画了一遍表层,它们的共同之处有二:其一是“劳力密集型”,它们绘画笔触之精细令人咂舌;其二则是“照片”的气息,它们比照片更像照片——有的从配色和构图等各个形式层面上,都像电视广告、报纸新闻上常见的摄影风格,有的就好像闹市中心的普通街拍。从可乐罐到影星照片,从豪车的闪光到玻璃橱窗中映射的鳞次栉比的商业招牌,这些平凡琐碎的图景为什么能成为一种“主义”?正是在20世纪60—80年代的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才会有这种特殊的产物和它们被接受的可能。
20世纪的西方前卫艺术史和批评史深受两路学科的影响,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其二是心理学(包括了各种支流,但尤以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为甚)。关于照相写实主义这么一种“后现代艺术”的解读,也可以大致从这两个方向来看。
以波普为典型代表的种种怪异的后现代艺术,对于保守派批评家来说,是艺术本体的堕落;对于新自由主义批评家来说,象征着他们自诩的平等自由,“一切皆可”,百花齐放;但对于当代艺术的“定音”学术团体——左派艺术史家来说,它们的意义却相反,主要是一种进行社会批判的艺术,批判的正是欧美官方自我陶醉的主流文化,这才是新前卫之“前卫”的真谛。
二、从波普到拟像
如果暂时撇开绘画手法不谈,从照相写实主义的主题看,可以说它就是某种波普艺术,表现现代社会中视觉元素过度饱和及其机械化的特征。与之关系最密切的理论至少有三个主要来源:居伊·德波对“景观社会”的发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以及鲍德里亚关于“拟像”的理论。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些都和20世纪上半叶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相关。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欧洲经济从二战中复苏,文化工业又重新回到了呼风唤雨的主场。于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开始呼吁人们注意: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权力、异化等问题,不只是存在于生产、军队等结构之中,而且已经渗入了文艺休闲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文化工业所提供给大众的各种文化产品,从漫画、肥皂剧到流行歌曲,大多隐含了某种既定的结构,其效果是将不公平的现状合理化,让无产阶级平和满足地接受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