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与新兴艺术的策源地|张晓凌 | 刘海粟

土山湾美术工场可以说是新式教育之漫长的序曲,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建立,则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正剧的开始。土山湾美术工场之启示,启蒙主义以艺术救赎社会的愿望,海派艺术家创建新兴艺术的理想,共同书写了“上海图画美术院”这个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篇。
“新海派”的理念与实践
2016年,拥有上海美专血脉的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正式提出了“新海派”之理念,并围绕这一理念,提出了若干富有时代气息和上海特色的美术教育和当代艺术命题。
“新海派”是海派精神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承续与重构。曾成钢院长甚至认为“浦东与新海派主张的内核精神不谋而合”,因而,“浦东就是新海派”。显然,“浦东”在这里已成为新文化诉求的隐喻。当然,新海派的崛起,是基于传统海派历史力量的召唤: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无问西东的跨文化融合精神、本土现代主义精神、启蒙济世的人文关怀精神、脱玄入世的世俗主义精神。
而今天的“新文科”“新艺科”的探索,为“新海派”之建立提供了新的观念、工具和方法。“新海派”不会是“海派”的简单翻新,而是在传承海派精神基础上所进行的全新的价值创造、学理建构和学科建设:“海派由传统转向现代,兼容并蓄;‘新海派’则是由现代转向当代,与时俱进。传统海派立足于上海;‘新海派’立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用全球视野、国际语言重振海派艺术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海派是受西方影响形成的,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文化;‘新海派’的原动力来自传统,是一种由内向外的新文化。‘新海派’是通过优秀文化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而构建出的具有时代特征与精神内涵的文化系统,以此走出一条符合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道路。”(曾成钢,《在“新文科背景下美术教育的未来”研讨会上的演讲》)
“新海派”的发展,追求在新时代条件下,依托于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重彰以创新、融合为核心的海派艺术精神;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路径,重构传统海派艺术资源,化旧为新,赋予“新海派”以历史性力量;在跨文化语境中寻求“新海派”的世界性定位,于知识积累、学科建设、创作和研究体系建构上无问西东,以“西东之辩”为方法,明确“新海派”的道路、责任与使命;紧跟新技术革命发展的大趋势,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科技成果与艺术专业的深度融合,改造、升级旧专业,发展新兴专业,以适应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的需求;推动艺术与文、史、经、管、法和教育的深度交叉融合,推动艺术体系内各专业的深度融合,以此为基础,强化艺术的人文内涵和社会功能;构建具有世界水平且具海派特色的美术教育体系、美术创作与研究学派,以及国际美术话语体系;坚持价值引领为导向,知识创新为根本,培养自立、自主、自信的社会主义新人。
1912年,年仅17岁的刘海粟与乌始光、汪亚尘诸君,在上海乍浦路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一创举将注定成为历史的高光时刻——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创办,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之先河,为海派新兴艺术提供了体制性保障,而且始终屹立于时代的潮头,以新美术理念与群星闪耀的名师队伍,引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和新兴艺术发展的大趋势。
上海: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与新兴艺术的策源地|张晓凌 | 刘海粟
文章插图
民族新文化建设与海派美术教育及新兴艺术的起源
回溯起来,海派现代美术教育与新兴艺术之形成,一方面是立基于上海开埠以来工商业的迅速成长与市民阶层的成熟;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则受惠于启蒙主义所带来的民族新文化建设的浪潮。换言之,海派现代美术教育与新兴艺术既是都市成长的产物,也是启蒙思想的产物。
自晚清发端的启蒙主义思潮,赓续绵延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20世纪初结束了中西、新旧、体用之争,以知识体系更新为基础,全面展开民族新文化体系的建设。所谓民族的新文化,从性质上讲,就是脱圣入俗的文化,是面向国民,面向世俗生活,面向现实的文化。这一点,在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上表现得特别清楚。如果说,从儒家神圣性、庄禅玄学世界返向现实社会,从贵族精神世界返向平民世俗生活是晚清美术基本价值取向的话,那么,风格学层面上的变化则是从写意转向了写实。这一变化的深刻性在于,写实主义通过“洋画片”“摄影”“写实油画”“新年画”等方式,初步完成了对民众的视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