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站台》剧组之前，她无意中看到报纸上一则女演员受骗的新闻，因此还特意随身带了一支小电击棒 。采访人员／张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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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涛
即兴拍《江湖儿女》时，赵涛向贾樟柯提了一个要求：女主角巧巧出狱后前往重庆奉节寻找男友斌哥的过程，能不能保留《三峡好人》中女主角的造型，继续拿着一瓶矿泉水 。
贾樟柯当时觉得可拿可不拿 。“拍《三峡好人》时我让她一直拿着一瓶矿泉水，是因为我拍戏很注重体感 。我们不停给她做汗，她头发丝总是黏在脸上，一直拿瓶子在喝水，那样才能把三峡那种闷热的感觉拍出来 。但对我来说拍《江湖儿女》可拿可不拿，无所谓，因为我有别的方法来展现体感 。”贾樟柯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 。
但赵涛还是坚持想拿 。她告诉贾樟柯，是因为有一次在《三峡好人》上映后接受采访，有人问为什么赵涛老拿着个瓶子，贾樟柯当时开玩笑地说那是她的宝剑，她是个侠客，她得拿着它闯天下 。“她说，那个时候她其实听了心里动了一下，觉得我应该早点告诉她，她会对这个瓶子有些发挥 。所以这次她说她想再拿瓶子试一试，我也不知道她会有什么表演 。”贾樟柯说 。
赵涛拿瓶子拍的第一场戏就是巧巧去重庆找斌哥 。斌哥的办公室外有一扇玻璃自动门，里面可以控制开关，外面控制不了 。赵涛隔着玻璃门与秘书交涉，秘书有点不耐烦，从里面控制把门关上，玻璃门要关上的一刹那，赵涛掏出瓶子伸到门缝中，自动门受阻后又打开了 。“在现场我和摄影师还有灯光师都惊着了，觉得这个处理太好了，那扇门关上，她可能就找不到她男友了 。”贾樟柯说，之后那瓶子真的发挥到了极致 。赵涛和徐峥在火车站那场戏，原本徐峥伸出手，与他关系暧昧的赵涛犹豫一下，然后拉着他的手一起走上火车 。“实拍的时候，她突然拔出那个瓶子，徐峥反应也很快，直接伸手拉着那个瓶子和她一起上了火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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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涛在《江湖儿女》中把矿泉水瓶发挥到了极致
“我觉得赵涛在我电影中真正当女主角是从《山河故人》开始的 。之前的电影完全是男性视角，女性角色非常弱，给她的空间也很小 。而在《江湖儿女》，我确实被她对细节的直觉和想象力给震撼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演员能够丰富电影的东西，因此她在《江湖儿女》的表演放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值得骄傲的 。”
其实这种即兴发挥是赵涛与贾樟柯一直以来的合作方式 。赵涛还记得18年前第一次出演贾樟柯的电影《站台》，开拍两个星期之后，贾樟柯就把剧本全部否定了 。赵涛只能从零开始表演，完全即兴的台词和动作，拍摄的高度自由对素人演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赵涛向本刊回忆说，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她和杨荔娜两人坐在床头抽烟的那场戏 。拍摄当天贾樟柯向她们两人说戏时就要求了三点：第一是谈一下张军，因为张军在戏中与杨荔娜是恋爱关系；第二是要抽烟；第三是要画眉 。
于是开拍后，两人就开始天南海北地聊，聊一会儿，抽一会儿烟 。开拍前片场的美术没把眉笔削好，特别滑，结果杨荔娜给赵涛画眉的时候，赵涛张口就说：“你都把我眉毛画疼了，你别给我画这么难看 。”等被要求的内容都演完了，她们发现贾樟柯并没有喊停的意思，让摄影机一直开着 。于是赵涛和杨荔娜只能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下去，相互找话题 。
当时是用胶片拍摄，一本胶片时长10分钟，最终那场戏就演了10分钟 。“整个表演都是即兴的，我俩的所有反应都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反应，就是两个小女生偷偷地在房间里面边抽烟边窃窃私语，现在回过头来看特别好 。”赵涛说，“我一开始还有一点约束感，后来我觉得我就在演自己 。可能是性格的问题，我不太喜欢被束缚在某一个地方，会觉得施展不开 。这种即兴表演的方法对最开始完全不了解表演这个行业的我来说特别好，让我以相对放松的状态进入 。可能导演也觉得这样的方法特别适合我，而我的很多反应也特别能够吸引导演，让他觉得每个即兴的点都很亮 。”
舞蹈【医生赵涛（李云飞 赵涛）】面对贾樟柯的镜头，赵涛最初感受到的是自由，而她也深知这种自由的来之不易 。
出生于山西太原的赵涛13岁就梦想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初中时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偷偷报名了舞蹈课，父亲知道后，第一次打了她，两人一年没说过话 。后来赵涛考上了山西戏剧学校学舞蹈，离开父母独自求学；6年后，她成为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专业1996年在山西录取的唯一考生 。然而她曾经梦寐以求的学校和专业，却在那时成了噩梦 。“学习舞蹈很艰辛，它不光是对身体的折磨，我觉得还有对精神的控制 。我小时候还不太懂，老师说东就往东，说西就往西 。但我上大学后，心智方面开始成熟起来，就会觉得自己被禁锢了，话也不想说，事也不想做 。以前我认为舞蹈是个我特别喜爱的事情，但那时舞蹈却成了痛苦 。”
作为被百般压抑的学生，也许最好的逃离办法，就是成为老师 。赵涛回到老家，在太原师范学院担任舞蹈老师 。“我学了十几年舞蹈，身体里储存了很多东西，面对学生我终于找到释放的出口，我基本不用备课，我教课时的严格程度不亚于以前我上课时老师对我的严格程度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她遇到了来学院为《站台》寻找演员的贾樟柯 。当时贾樟柯因《小武》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下一部片得到了外国制片公司的投资，打算在太原师范学院找一名舞蹈系的学生做片中女演员：会跳舞，能说山西话，长相像70年代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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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觉得赵涛真正成为女主角是从《山河故人》开始的
“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上课日，那天正好是我的课，当时系主任和我说，有一个导演来选演员 。这种形式在我们舞蹈学院也经常会遇到 。”赵涛记得，当时她正在给女学生们上课，进来一堆男人，不是光头就是留长发的 。赵涛看学生们有点紧张，就把她们集合起来，与大家闲聊：“跳舞时你们要学会融入感情，用感情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后来她听贾樟柯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才知道，正是自己对学生们说的这句话打动了他 。课后副导演过来和赵涛说，贾樟柯想和她合作 。“然后他们开始和我聊电影，聊柏林电影节，这些我全都不懂 。他们走后，我也就没再想这些事 。”
三个月后，赵涛被通知去剧组参与《站台》的拍摄 。
“那时我对电影演员的理解全都来自于娱乐报道，演员们穿着漂亮，走红毯拿鲜花，珠光宝气的 。”进剧组之前，她无意中看到报纸上一则女演员受骗的新闻，因此还特意随身带了一支小电击棒 。“要真是那样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让别人得逞的 。”电影拍摄那些天，赵涛每天早上5点起床，手脚在寒风中被冻得僵硬，手冻到连厕所都没法上，她这才发现，娱乐报道中光鲜亮丽的演员形象都是假象 。
正是在剧组，赵涛体会到了与从前完全不一样的经历 。当时贾樟柯29岁，是全剧组最年长的，其他人也基本都是贾樟柯不同时期的同学 。“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只有导演喊开始的那一刻才是工作，其他时候都是在玩，不停地玩，特别开心 。每天拍完戏，我们会找一个馆子喝酒，吃涮羊肉，那时汾阳的馆子也不是特别多，每天我都感觉在吃婚宴一样 。”
后来录音师张阳不知从哪里找来很多气枪和水枪，突然间整个剧组除了演员每人背一把，导演只要一喊停，子弹就从四面八方飞出来 。“那些子弹在我眼前飘来飘去，但没有一颗打在我身上 。我就看着他们，心想这些人在干什么呢，都比我年长怎么还都这么能玩 。”直到有一天一颗气枪子弹不小心碰到张阳眼睛，他特意回北京看伤，导演才要求大家不许再玩气枪了 。
“那时拍戏的压力其实都在导演身上，我们演员完全没有压力，特别开心 。剧组当中很多年轻人都是从外国有名的学校学电影后回国的，他们在汾阳一起做这个事情，我挺佩服他们的 。那种无拘无束让人很放松 。”赵涛特意准备的那支电击棒，也没用过，后来一直被她当作手电筒 。
世界《站台》拍摄结束几个月后，贾樟柯告诉她，《站台》入选威尼斯电影节，“你到时看，那是座意大利的美丽小镇” 。
那是她第二次出国 。她到太原师范学院时的第一年暑假，系主任曾带着老师学生们去意大利参加一项国际舞蹈节，那次她们在意大利待了一个月，到处演出，但没有去威尼斯 。“当时我不知道威尼斯是什么样子，我印象中是个海边城市，而我对电影节一点都不知道 。”临出发前，赵涛觉得还是需要准备点什么，于是特意买了条裙子 。到了威尼斯第二天，photocall的环节她就穿着那条裙子配上球鞋拍照去了 。
威尼斯电影节结束后，她和贾樟柯在巴黎短暂逗留，再准备去多伦多影展为《站台》做宣传 。“当时巴黎天气已经挺凉了，下着小雨，我们采访完，往酒店走，路过蓬皮杜艺术中心旁边，发现人们排着长队 。我当时以为肯定是买衣服或者什么东西的，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冒着雨排着长队看电影 。”他们走近队首才发现，电影海报上写着《一一》两个中文字 。“在国外待了一阵，能看一部中文电影特别开心，当时导演给我介绍，我对杨德昌根本也不了解 。”
赵涛告诉我，那是她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那么正式”地看一部电影 。“以前在太原，电影院里都是24小时循环放一部片子，你花15块钱随时进去，随便看 。”而《一一》放完之后，全场观众静默了几十秒钟，然后突然开始鼓掌 。
“我头一次看完电影之后内心那么不安，有好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大概几天后，我才有点消化过来，才和导演说，《一一》真好看 。那是一种特别温暖特别心痛的感觉，当那个妈妈最后准备出家时，当男主角又遇到自己年轻时候的恋人时，我就觉得好像台湾人跟我的生活也差不了多少，每个人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 。”直到现在，《一一》都是赵涛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
那次电影节之后，赵涛回到太原师范学院继续当舞蹈老师 。
2001年，贾樟柯再次找到赵涛出演《任逍遥》，《站台》中的文工团女孩尹瑞娟转眼变成了城市角落里毫不起眼的野模巧巧 。如果说尹瑞娟还是贾樟柯集体记忆中不具个性的文化符号，那巧巧则是从当下泥土中生长出来的现实，赵涛也遇到了自己演员生涯的第一次挑战 。“在《站台》中，面对镜头我从不紧张，我就演我自己 。但是到了《任逍遥》中的巧巧，那个角色完全是我塑造出来的，因为她的生活经验和我不一样，比如去夜店，比如有个黑社会大哥男友，比如穿着那么艳丽颜色的衣服背个塑料包 。”
演员生活让她获得了更广阔的感受，赵涛头一次超越了自己的人生经验 。“我以前的视野是狭隘的，不太喜欢去关心别人，如果我只在舞蹈学校里，当我40多岁的时候，我会是个系主任 。但我演电影之后，开始跟着导演进入到很多我不认识的人群里，渗入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里，我发现这些人带给我的更多是善良，这让我的视野变得开阔了 。其实汾阳有多小，太原有多大 。”
两次合作后的贾樟柯对赵涛有了更多的肯定，电影宣传期大巴车上的一次闲聊，赵涛谈起自己曾经在深圳世界之窗艺术团打工时的经历，给了贾樟柯创作的灵感 。半年后，贾樟柯给她看了新写的剧本，“我一看世界之窗，太好了，是这样子的” 。
《世界》依旧是群像演绎和时代变迁中的男男女女，片中的赵小桃依旧被生活夹在左右两难中间 。电影让观众在世界公园里看灯红酒绿，作为一个十八线演员，赵小桃想洁身自好，却身不由己，周遭的朋友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她却坚决固守这一仅有的资本，直到用死亡来结束生命 。片中的赵小桃与真实的赵涛有几分相同之处，人们不得而知，但在创作过程中，贾樟柯依旧赋予了赵涛足够多的自由 。
《世界》成为贾樟柯首部在内地公映的电影，直到此时，很多太原舞蹈学院的学生才知道赵涛不光是位老师，也是个演员 。电影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单元，之后又在西班牙电影节摘得奖项 。贾樟柯不再是地下导演，人们也开始关注他的女主角 。一些评论开始称赞赵涛的表演像新浪潮时期的演员一样自然而灵动，更多的还有谈论，好奇，甚至非议，是关于一个男导演与一位女演员之间的情愫 。人们提起她，是“贾樟柯的女演员”，偶尔也会是“演员赵涛” 。
演员就这样，拍电影、戛纳红毯和太原舞蹈老师的双重生活她一直持续了6年，直到2005年贾樟柯开始筹备《三峡好人》，赵涛才辞去了太原师范学院舞蹈老师的教职 。
“后来在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要不停地请假，因为要拍戏，还要去电影节宣传 。我觉得我欠学生的课实在太多了，根本补不回来 。我经常回去一补课，就是一两个月都不带停的，学生也很累，填鸭式的教育只是为了缓解一下自己当时内疚的心情 。孩子们一生只上一次大学，四年，我一请假就请两年 。”
在此之前从没有人建议过她成为职业演员，她也从没有和贾樟柯聊过这个决定，即便当时他们已经进入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因为跟贾导聊也没用，你不能要求说以后你的戏都得我来，也不可能，因为我不是说这种话的人，我们都觉得导演是个做大事情的人 。所以我更多是跟父母沟通吧，但他们就觉得大学教师这么稳定的工作，别人找都找不到，你怎么还要辞职 。”
2005年赵涛从太原来到北京，正式成为一名职业演员 。她首先想到的是去上一个专业表演课 。她当时特意找到贾樟柯和顾铮，问他们俩去哪里学比较好 。“两人给我的答案是统一的，说你千万不能去学，保持你自己就好了 。”
《三峡好人》在柏林拿了银熊 。贾樟柯说赵涛在片中的演绎“像舞蹈一样”，通过一个演员的创造拍到了一个普通女性的美丽 。但在片场，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
贾樟柯原本计划拍画家刘小东的纪录片《东》，等他到了三峡后，才产生了拍《三峡好人》这个电影的想法 。匆忙筹备，没有剧本，贾樟柯只给了赵涛一张纸，上面写着：人物沈红，护士，从山西到四川来找男人 。这给她带来的是绝对自由的表演以及导演绝对主观的评判 。“我觉得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剧本，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 。导演在现场说让我从那边走到这边，好，没问题，但我不知道我演的这一场戏的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 。这个也没法问导演，因为他脑子里也没有具体的前和后 。”
电影拍摄期间赶上三峡沿岸拆迁工程，进度紧张使得贾樟柯对赵涛也鲜有耐心 。很多场戏他们出现冲突时她都想一走了之 。以往拍戏时的轻松快乐不复存在 。“没有剧本，加上工期赶，所以我觉得挺遗憾的，在那个电影里面发挥不是特别好 。”赵涛也开始质疑，自己在电影中的存在是否是一个标签，她作为演员又如何得到认可 。
为了寻找自我认同，她尝试“出走”，离开贾樟柯，拍摄电视剧，与外国导演合作 。
2010年，赵涛先是与英国导演朱利安合作，和张曼玉合演了具有实验性质的装置艺术电影《万层浪》，她在其中出演了一个只有肢体语言、没有台词的角色 。随后她又与意大利导演安德烈·赛格亚合作意大利电影《我是丽》，饰演流落意大利的中国移民 。
这是赵涛第一次与别的导演合作 。与贾樟柯随时推倒剧本重写的即兴风格不同，意大利导演赛格亚的拍摄永远按部就班地进行，制作安排也很周密 。赵涛已经提前要来全部的意大利语剧本，不仅死磕半年把自己的台词背了下来，还请人把搭戏演员的台词用中文一句一句标好，没有自己的章节，也写好中文段落梗概 。但这种按部就班也并非赵涛完全适应的，她常常在片场主动向导演要求是否可以不按排练时的演，临时加入一些即兴发挥 。
赵涛不仅通过《我是丽》在意大利获得三科影后，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贾樟柯 。“跟其他导演合作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贾导不是一个特别常规工业体系里的导演，但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成了一种正常的表演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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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赵涛和贾樟柯在戛纳电影节
主角这之后，赵涛迎来了人生中更大的一件事情 。
2011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贾樟柯担任“地平线”单元评委主席，赵涛主演的《我是丽》则在“威尼斯日”单元获得两个奖项 。电影节结束后第二天的下午，贾樟柯和赵涛同时在微博宣布，两人结婚，还附上了两人在威尼斯拍的婚纱照 。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两人对私生活极其低调谨慎 。在本刊采访中，赵涛始终称贾樟柯为“导演”或者“贾导” 。甚至在2011年威尼斯电影节期间，赵涛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否认了两人相恋，她当时说的是：“这个有点八卦了，因为这事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一直以来各个媒体对我们在一起比较好奇，其实我们只是这么多年来一起合作的工作伙伴 。除了导演之外，很多的工作伙伴我们都在一起合作了有10年之久，从《小武》开始就有一个团队，一起合作了很多年 。”
赵涛对私生活这种不遗余力的保护，就像《任逍遥》中巧巧在黑社会大哥乔三面前保护追她的男孩小济，也像《世界》中赵小桃在保安男友成太生面前保护太原的相好梁子，透着一种山西女孩的倔强 。
其实放眼国外，这样的合作方式比比皆是 。海伦娜之于蒂姆·波顿，黛安·基顿之于伍迪·艾伦，原节子之于小津安二郎，安娜·卡里娜之于戈达尔 。很多嫁给导演的女演员都鲜有谈到自己的私生活，这也许出于自我保护，还也许是不够自信 。女演员嫁给懂自己的导演是好的，因为角色就是为其本人量身定制的 。但女演员也很有可能就此走上一条艰难的自我证明之路，既安于生活在对方名声的阴影中，又想获得独立的认可 。
显然，赵涛是思考过这些，才做出的决定 。
她举了一个例子，说自己特别看不惯一对恋人逛街时男孩为女孩拎包 。“我不会让贾樟柯帮我拎包，因为我觉得当我选择和贾樟柯在一起组建家庭时，他所有的一切我都要接受，我也要改变 。有的人朝九晚五是工作，而对于贾导来说，他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忙来忙去拍电影 。”
也正是从《山河故人》开始，贾樟柯的剧本逐步完善 。赵涛记得，每部电影的剧本，贾樟柯都需要花两三个月陆陆续续几次易稿最终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贾樟柯也不会和别人交流意见 。“当我拿到内容丰富的剧本时，我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可以有很多时间去做准备，去丰满这个人物 。我觉得拿到剧本表演是件非常踏实的事情 。”为了丰富角色，赵涛甚至写了一篇关于《山河故人》女主角沈涛的完整传记，从她出生，到她去幼儿园，涵盖了她生命中所有阶段 。“因此，当我再现一个特定场景时，比如当她遇到张金生时，或者她结婚时，我就可以去自如地扮演那个部分的特定生活 。”
贾樟柯也感受到了赵涛的变化，“她非常善于填写剧本中对角色没有明确解释的领域，她会问我很多关于剧本的问题 。有次她问我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对我来说大概是一个清晨或者夜晚，但对她来说，她想知道具体的时间，因为她需要准备自己的身体以达到一天当中那一时刻的状态 。”
赵涛还把自己在《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中的强势表演归结于贾樟柯电影主题的变化 。“导演一直在改变自己 。他说这两年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觉得女性的力量也越来越强 。”
正是这些准备，让《山河故人》里的赵涛有了角逐金马影后的表演，赵涛也在贾樟柯心中真正成为女主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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