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 ， 看待野生动物的视角 ， 一直没有改变 ， 它们不是我们自然与共的伙伴 ， 而是食品与药品的资源 。 它们存在的价值就是被人们利用；关注它们的唯一目的在于更好地利用 ， 更长远地利用 。
这次作为新冠病毒宿主的野生动物 ， 给人类好好上了一课 。 它促使社会开始反思 ， 究竟该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如果我们去研究中药 ， 会发现很多野生动物都是“药材资源” ， 甚至是“珍稀药材资源” 。 中药界一直存在“几大动物名贵药”之说 ， 涉及的“药材”有虎骨、豹骨、赛加羚羊角、熊胆、麝香、穿山甲鳞片等 ， 而这些药材的“宿主” ， 现在全都濒临灭绝 。
很明显 ， 野生动物药用在我国是一个不可回避且需要法律给予有效回应的问题 。
作为一名律师 ， 通过对野生动物药用相关法律的研究 ， 我发现：现行法律对野生动物的药用几乎没有提及 ， 仿佛它根本不存在 。
2020年2月24日 ，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下称《决定》) 。 在我看来 ， 它不仅修正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下称《野保法》)中食用野生动物的规定 ， 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的突破 ， 那就是在法律中首次、明确地、公开地承认对野生动物的药用问题 。
《决定》第4条说：“因科研 ， 药用 ， 展示等特殊情况 ， 需要对野生动物进行 ， 非食用性利用的 ，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 实行严格审批和检疫检验 。 ”
这几乎是第一次 ， 在公开的法律文件上 ， 立法者直接承认对野生动物的药用 。
作为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 ， 本来应当全面、彻底地从保护牠们的角度 ， 把对野生动物利用的几种现实情况 ， 一一列举并细致规范 。 可是 ， 这名曰保护法的条文里几乎没有任何表达 ， 正面涉及到野生动物药用的法律规制 。 就好像野生动物药用的问题在中国不存在似的 。 或者 ， 就好像是把大熊猫当国礼赠送给友邦那样 ， 只是一个特殊需要的特殊批准的特殊例外 。
2018年修订施行的最新《野生动物保护法》 ， 一共58条 ， 仅仅在一个条款的末尾隐藏着“药用”的表述——第29条第2款有这样的一句话：“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为药品经营和利用的 ， 还应当遵守有关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 。 ”
“作为药品经营和使用的” ， 这就是现行有效的《野保法》中 ， 唯一的、公开的关于野生动物药用的表述 。 除此以外 ， 再没有任何条款有关于药用或者药品经营和利用等 。
“还应当遵守”这句话 ， 本来说明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 需要在药品管理法律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之间交叉覆盖 ， 按其乘积兼顾保护与药用 。 按理说 ， 它们头上有双重的法律规制 ， 理应得到周到的照顾 。 但是实际上 ， “保护法”把它们推给了“药品法” ， 放弃了对它们的保护；“药品法”专注于它们的利用价值 ， 不负责保护 。 结果就是 ， 法律上的双重照顾演变成了“混合双打” 。 “药品法”对野生动物药用 ， 不需要遵守“野保法” ， 而仅根据“野生动物作为药材资源利用”法律 ， 而这样的法律 ， 是由国家医药有关部门制订并运营的 。
最新版本的《野保法》是这个样子 ， 其他历史上的版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倒查《野保法》从1988年施行以来的几个版本 。 《野保法》自诞生以来 ， 经过了四次修订 ， 共计五个文本 。 在开口子允许捕猎或者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情形中 ， 分别做了这样的表述：
1988年文本 ， “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
2004年-2009年文本 ， “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 。
2016年-2018年文本 ， “因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 。
上述提到的“作为药品经营和使用的”表述 ， 作为第29条第二款是从2016年文本修订时增加进去的 。 这个表述不是对“药品经营行为”的直接规范 ， 而只是指引一个方向 ， 开一个口子 ， 让野生动物的管理从“保护法”领域转到“药品法”领域 。
众所周知 ， 我国对野生动物的利用方式就它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而言 ， 药用排第一 ， 食用排第二 ， 展示观赏表演排第三 ， 教育排第四 ， 科研排第五 。 也就是说 ， 在人们心中权重最高的“药用” ， 在法律里居然没有一丝儿的体现 ， 这内中到底是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在历次的版本中 ， 我们可以简单比较“药用”和“展览”(或者展示) ，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 ， 对野生动物的“展览”比“药用”更重要 。 从保护的角度 ， “展览”怎么会比“药用”更威胁野生动物呢？
【雄麝■《野生动物保护法》一直在暗中鼓励野生动物药用？】立法上采用列举加兜底 ， 其实是语言修辞的常用表达手法 ， 照例总该是列举那些主要的情形 ， 把次要的情形放到“等”字中 。 现在《野保法》把“药用”放进“等”字中 ， 用“等”字来涵盖非常重要的行为 ， 是不是暗示着对于“药用”的某种掩护？
这次全国人大的《决定》 ， 为什么又不“等”了呢？不再遮掩“药用”野生动物的问题 ， 在立法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 至少是一个对待野生动物药用态度的改变 。 今年以后 ， 为食用而养殖的不行 ， 为药用而养殖的就可以 。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 在对野生动物的利用当中 ， 中药材药用是一个很大体量的存在 ， 一个很大利益群体 ， 也有非常复杂的多元化的法律关系 。 中药材对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 。 实践已经证明 ， 正是中药的疯狂利用才导致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变成濒临灭绝 。 就以林麝为例 ， 据学者估计 ， 上世纪50年代我国麝属种群数量在250万只左右 ， 到上世纪80年代仅剩约60万只 ， 而到上世纪末只有不到10万只 ， 此后 ， 几乎每5年就减少一半 。 按这种速度发展下去 ， 麝资源在我国将面临灭绝 。 原因只有一个 ， 就是中药企业为了获取麝香 。 近30年我国麝的数量锐减了90% ， 而在《全国中成药处方集》中 ， 含麝香的处方达295种 ， 每年麝香消耗量极大 ， 估计在1500千克 。 一头雄麝仅能能提供10到30克的麝香 ， 按照一头提供20克计算 ， 每年有5万只到7.2万只雄麝奉献它们无辜的生命 。
持续有组织有预谋地高价收购驱使猎人疯狂地捕杀雄麝 。 这些被捕杀而获取的麝香 ， 全都由各地的中药材公司收藏保存 ， 然后再以“国家计划”配给的方式 ， 逐年倒手卖给国内那些中药企业的巨头 。

稿源：(澎湃新闻)

【傻大方】网址：/a/2020/0404/010news250358.html

标题：雄麝■《野生动物保护法》一直在暗中鼓励野生动物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