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安|伯樵评《小津安二郎全日记》︱昭和小津:反超克的镜像

1952年4月28日,星期一。小津安二郎惯常写了日记:大晴天。飞机频繁飞过。日本独立日。去厂里。给志贺先生送去剧本。换上西服后,与山本前往东京,去东兴园。(下略)这天的日记在所有小津日记中,算中等长度。大部分内容与其他日子的流水账无异,无非是记录一下去了哪儿、见了谁、吃了啥……再夹杂着一两句抱怨。唯一不同的是第三句话:“日本独立日。”彼时距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战败的“玉音”放送,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年。就在半年多前的1951年9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与日本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其主旨是宣布联合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并恢复其正常国家的地位,合约于次年的4月28日生效——小津笔下的“日本独立日”指的就是《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当日。2013年3月,安倍晋三政府决定将这一天定为“主权恢复日”:是军国主义的招魂,还是纪念战后日本的重生,各方都在各自的解读空间内予以阐发。但毫无疑问,哪怕小津这样对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日本人,或许都理解这一天既真实存在,又虚伪矫饰的“独立”本质。与小津的电影类似,小津日记中的政治笔触似乎多半都被掩藏了起来,就算偶尔提及,也只是浮光掠影地露个头。如“日本独立日”这样关乎政治的文字更是一鳞半爪。但如果不把小津放置回昭和时代的语境中,似乎又无法彻底理解小津。2011年爱知县立大学日本文化学部准教授与那霸润出版了《帝国的残影:兵士·小津安二郎的昭和史》一书,试图从昭和史的角度全面重新厘清小津遗产。在与那霸润看来,无论是作为士兵、导演还是日本人的小津,都与围绕着那场侵略战争的军国日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除了作为陆军步兵伍长被征兵侵华,而后参与了对华的毒气战外,在那些看似平缓的庶民剧的“小津调”下,同样潜藏着“十五年战争”(1931-1945)的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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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津并非忽视日本社会现实。相反,小津后期作品中的“嫁女”题材恰恰是团块世代的婴儿潮来临后,日本社会最受关注的社会观察切入点。据统计,战后日本相亲结婚的婚姻比例逐年下降,从1940年代的近百分之七十,一路下降到了1965年时不足百分之五十;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恋爱结婚的人数从不足百分之十四,上升到了百分之四十七。小津“嫁女”所反应的正是在这一婚恋格局巨变下的日本社会。战后的小津真的仅仅是在絮絮叨叨“嫁女”吗?终身未娶、没有子嗣的他为何在人生最后十五年,执着于“嫁女”?仔细分析,包裹在“嫁女”题材中的,其实是小津对新旧两代日本人心态的反思:老一代的日本人战败后渴求在千疮百孔的传统价值中寻找某种残存的认同;而新一代的日本人有心寻觅新的立锥之地,却仍然无法完全放下老一代的包袱。小津反复用这一题材试探、长考、反思战前战后两代日本人观念的转捩与承继——这种观念的冲突并非局限于婚恋或家庭,小津只是借“茶杯里的风波”来观察日本战后所面临的社会断裂和昭和遗存,以十五年战争为转折点的新旧日本人绝非截然对立,相反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依存,时而相望,最终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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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女”题材就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不过在小津的镜头里,女儿总是对父亲不吝留恋,而父亲虽不舍,却坚定甚至充满自我牺牲式地将女儿推向“幸福”。小津用充满脉脉温情的光影幻想,来代替残酷、冰冷的世代更迭的真实——“嫁女”不过是他臆想出的新旧日本间彼此挂怀、依依惜别的时代转向,它代表了战前昭和人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时的最后希冀和自我投射。但外部处处受美国掣肘,内部旧日本道统尽丧,新一代几乎没有多少留恋地开始“拥抱战败”,投向昭和中后期“一亿总中流”的新生活——所有这些在小津作品中却全然不见。甚至代表反美情绪达到高潮的、风起云涌的安保运动,也在小津的电影和日记中付之阙如。在这个意义上,日记中的小津与摄影机镜头后的小津呈现出了一种“反超克的镜像”。1942年7月,日本知识界召开“现代的超克”讨论会,与会者包括来自京都学派哲学界、日本浪漫派和艺术文化界人士共十三人。彼时日本已经入侵中国十一年,而就在前一年12月,日军突袭美国珍珠港,引发了整个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为日本知识界注入了一剂兴奋剂,诸如铃木成高、保田与重郎在内的日本学者、文化人一时振奋不已。这些文化界人士对以欧美现代化为表征的西方文明所代表的一元化发展路径持批判态度,他们不满于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带来的全盘西化,更恐惧日本道统和价值秩序的沦丧。偷袭珍珠港所带来的“成功”,让他们看到了摆脱欧美现代性叙事、回归神佛信仰、再造日本精神、重建大和道统的可能性。哪怕像竹内好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在1941至1942年间也对日本敢于直接挑战美帝权威激动不已(《大东亚战争与吾辈之决心(宣言)》),然而“现代的超克”借批判欧美现代化、重拾日本精神,为侵略张目,为战争寻求合法性基础的意图还是昭然若揭。竹内好反对侵华战争,但也曾应征入伍,他在战后对“现代的超克”依然抱有极大的理解之同情,并试图将其从十五年战争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在新的语境中(日美《新安保条约》签订前夕)赋予批判欧美现代性道路、重返日本传统价值秩序的思想以新的生命力。所谓“超克”(超越、克服)的意义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