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中国两千年帝统为何都以嫡长子为传世法( 二 )

曹丕指斥袁绍“邪臣饰奸，二子相屠”；责备刘表“父子之间，何至是也” 。
曹丕利用《典论》的传播不断强化这些败亡的事实，还说宠少子恶长子之事发生在普通百姓家庭，可能不会引起严重后果， “或在布衣细人，其失不足以败政乱俗” ，但若发生在帝王之家则会危及社稷，故“斯有国者所宜慎也” 。
曹操亲眼目睹袁、刘之覆灭，他决不希望身死如袁绍那样灭国受辱。曹丕的提醒，肯定会使其对近在眼前的教训有所深思。
在杨修因为曹植失宠被杀后，卞太后致书修母：“闻之心肝涂地，惊愕断绝，悼痛酷楚，情不自胜。 ”
卞氏应十分清楚曹植与杨修的亲密关系，她一方面是表达对杨修之死的歉意；另一方面，她可能是对曹植的失宠表示惋惜。
她已经知晓曹操此举的深刻政治意图，那就是进一步稳固曹丕的储君地位。
曹丕利用“立嫡以长”的立嗣规则一再为自己陈述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卞氏亦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 ”若不是曹丕一再宣扬“立嫡以长”的观念，也许卞氏会道：“王自以爱，故用植为嗣。 ”
2、劝说曹植急流勇退
曹操认为曹植“最能定大事” ，以至于“几为太子数矣” 。建安十九年(214年) ，曹丕兄弟博延英儒。丕早已耳闻邯郸淳之才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 ，而曹植“亦求淳” 。曹操亲自出面干预， “遣淳诣植” 。邯郸淳《答赠诗》曰：“我受上命，来随临菑。 ”
曹操对植的偏爱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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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卞氏也因植为少子， “最爱之” 。建安十八年（213年) ，献帝聘曹操三女为贵人。
曹植《叙愁赋序》曰：“家母见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赋。 ”在卞氏苦闷之时，曹植能够为其解忧。曹丕立为太子后，左右人等向卞后祝贺讨赏赐，卞后曰：“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
假如曹植被立为太子，不知卞后会如何表现？
曹植的文学才华应是时人中的佼佼者。曹丕不断地颂扬“立言”的不朽之功，就是期望曹植能够发挥自己的优长，专心务学，放弃权力之争。
曹丕颇为赞赏徐干的退隐，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 。
出仕为官仅五六年，此前与之后，他过着“绝迹山谷，幽居研几” ，或“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的隐逸淡泊生活。
曹植亦很赞赏他，《赠徐干》诗曰：“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 ， “亮怀玙璠情，积久德愈宣。 ”
这看似突兀之笔，其实正是曹丕作文动机的流露，目的是再次强调其对徐干的褒扬，以宣扬其好恶。
明白地说，曹丕就喜欢专心著文、无心世功之人，希望曹植能“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不要太过于追求功名，要珍惜光阴，安心著述，如此“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同样可以传千古而不朽，同样可以实现人生的追求。
曹植文才出众，却“无愿为世儒” ，而是渴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 “愿得展功勤，屡力输明君” 。
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退隐的迹象，他渴望实现自已的政治抱负，徐干所为绝不是他的人生追求。曹植以为舞文弄墨，作文赋诗，像扬子云这样的“执戟之臣” ，还说“壮夫不为” ，何况他“位为藩侯” ， “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 。
曹植也考虑过著书立说，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之策， “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 。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些建功立业的愿望无法实现之时，他才会考虑文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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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曹植一生也没有忘记政治，以至于“汲汲无欢”而终。曹植的功名之心愈烈，曹丕愈会感到威胁。
鲁迅先生说：“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 ”
无论曹植是否认可或接受曹丕的劝说，但从实际效果看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曹操死后，当曹彰对曹植曰：“先王招我者，欲立汝也。 ”曹植答道：“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