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到底要守住商朝多少秘密?甲骨文:失语的上古辛秘。

1923年12月25日,北京《晨报副刊》刊出了一篇《甲骨文之历史及其价值》的文章,首次将河南安阳等地出土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引起了文史界剧烈的反响。这篇文章最初是清华大学陆懋德教授的演讲稿,后被报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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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懋德认为,上古之时无纸无笔,多用刀作字于龟甲兽骨上,因此赋予甲骨文之名,并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敦煌藏经洞、流沙汉简、明清内阁档案并列为“20世纪中国四大考古发现”。甲骨文在清末被发现后,随之而来的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如写《老残游记》的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知名学者,皆在其列。直到今天,三千多个甲骨文文字中,只有一千多个得到破译。曾有报道说,能够破译一个甲骨文,国家会奖励十万元人民币。 一方面,甲骨文作为迄今为止,最早发现的文字,关联着中国文明的起源时间,商朝历史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未知的文字和丰厚的奖金让它变得更加神秘,此外,甲骨文的发现也颇具传奇色彩,这些因素都让人们对甲骨文持续进行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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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甲骨文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大致有两种主要的说法:第一,公元1899年,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类似于现在官办大学校长,长期为疟疾所苦,偶然之下听说龙骨熬成汤药能够治病,因此让下人到北京达仁堂购买龙骨,意外发现龙骨上有从未见过的古文字,遂认定为殷商契刻文字。王懿荣发现文字时,他的朋友,我们熟知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也在身边,两个人惊喜之余,决定把市面上的龙骨都搜罗起来,一直到王懿荣殉清后,刘鹗已持有五千片龙骨,于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铁云藏龟》(铁云是刘鹗的字)便由此问世。但这个故事却留下了疑点。首先,达仁堂是天津的中药店,并不在北京;其次,中药店有捣碎药材的习惯,按说是不可能看到上面有文字的,而这个故事也不知道是谁开始流传的,难有根据,因此这个发现的过程很是让人疑惑。第二,公元1898年古董商范寿轩来到天津,拜访了金石爱好者王襄,提到身边有一批甲骨,似是刻有上古文字,这让王襄与在场好友惊喜异常,便用仅剩不多的银两购买些许甲骨。根据王襄的回忆,这时的甲骨,是清人剃发后用来止血的,但是有人发现了上面有文字,吸引了古董商的注意并贩售。隔年,范寿轩将王襄购买的甲骨运送过来,并告诉王襄,他也把甲骨卖给了王懿荣。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收集,王襄也对甲骨文进行考试,第一部甲骨文字典《簠室殷契类纂》便由此问世。 这个故事出自王襄的回忆录,可信度较高,但若按这个说法,甲骨发现的时间恐怕在1898年,首先发现的人也应当是范寿轩与挖掘者,与第一个故事差距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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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甲骨的发现过程没有定论,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这种具有大量象形文字,其中记载的内容与用语,都和周代以前的文章及商代习惯相吻合,属于殷商契刻文字。而这种刻在龟甲兽壳的文字,都是作为占卜用途,因此甲骨文又称为“贞卜文字”,记载的内容则通称为“卜辞”。根据《史记》等史书的记载,商代是“巫史文化”,也就是注重占卜和历史,甲骨文的内容其实就很好的反映了这一点。我们熟知的《周易》,其实就是从占卜文化发展而来的。商代运用甲骨,主要是君王出于自己的一些目的,想要了解未知的事。比如商王曾经要召雀侯出征亘方,他希望能够一举攻克这个方国,于是让巫师进行占卜,断定吉凶。此外,当时也流传着羌人不耐阉割的传闻,因此商王也询问过“羌人被阉割是否会死”这个问题。然而,我们现在见到的甲骨文,不一定记有占卜问题及吉凶的判断结果,这是因为卜辞分为前辞(叙事内容)、命辞(占卜问题)、占辞(占卜结果)、验辞(应验与否),而现存最多的是前辞与命辞,因此现在的甲骨,有很多仅存记事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占卜的问题与结果,比如甲骨上对武丁之妻妇好的记载,就属于这个例子。既然从甲骨发现以来,便不乏有研究的学者,也有相应的作品出现,为什么还需要“重金悬赏”,掀起甲骨文破释的狂潮呢?第一,虽然有众多学者的努力,仍有许多甲骨文字并未破释,至今大约破释了一千字,还有大半努力的空间。比如刘鹗只认出了40余字,学者孙诒让只比刘鹗多了一点,认出了185个字。自古以来,破释最多的罗振宇总共释读571字,却只占甲骨文字的四分之一。第二,不同人都有不同的破译维度,解释的方式也大有不同,例如“王”字有被认为是斧头、高帽、王端坐的样子等形象;“吉”字则有被认为是“没有战争,箭矢都收于地下的样子,故为吉祥”或是“青铜器铸造过程中,金属并无外溢的样子,象征完美”等,很难有一个定论。第三,甲骨文的内容可以补足历史空白,或是推翻文献记载,因此格外受到重视。像王国维着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与《史记?殷本纪》作对比,考证历史的可信度。虽然他今生破释的字并不多,但他考察先公先王之名,确定了商朝属于一段信史,也证明了史记有八成的正确性,贡献极为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