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逊河画派风景画的文化解读

19世纪美国哈德逊河画派在继承欧洲风景画技法的基础上,成功地塑造了以荒野为特征的戏剧性风景画,形成了美国独特的视觉形象,风景画成为美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和象征。
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居民越来越远离自然,人与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精神而不是身体上,将风景带回家,通过视觉图像和想象来弥补这种感官上的缺失,重新理解自然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美国没有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但有原始的森林和树木,自然中的一切是新的,“新的”自然被哈德逊河画派所呈现。他们将浪漫主义的崇高、庄严与自然联系起来,将审美经验与道德价值联系起来,提出新的美学形式,探索美国风景视觉定义。
美国风景画还体现了本土的主题和价值观,这是美国审美个人表达的回忆录,超越了欧洲的审美限制。不管是荒野风景画还是田园牧歌式风景画,无疑是对时代症候的回应,它们细腻地传达出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失落的自然乐园的一种文化补偿和精神抚慰,同时又似乎悖谬地扮演着时代之隐秘的歌颂者的角色。
在哈德逊河画派的艺术家看来,美国没有欧洲那样璀璨的文化与深厚的历史,荒野象征着国家的潜力和历史,自然奇观能给人带来崇高、自信,荒野的风景也象征着上帝最初的纯真。随着美国西部领土的快速扩张,美国人希冀建立伟大帝国,开拓西部,向荒野进军,排干沼泽,砍伐森林,征服荒野,征服自然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美国人开始向荒野索取土地并定居荒野。哈德逊河画派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地表现阿卡迪亚式中景:定居风景,努力寻找荒野与城市之间的平衡。他们往往将荒野、驯化风景甚至是工业化图景并置,但突出的是中景。因为中景联系着荒野与城市,暗含着迅速变化时期的稳定性,不仅是和谐自然的理想化形象,而且被改变的地形地貌也是对和谐、平衡社会关系的渴望,服务于社会秩序结构转型的文化梦想。
当然,部分艺术家也表达了美国人肆无忌惮的“进步”和对即将消失的荒野的担忧与恐惧。例如,19世纪早期,西部大草原上大约有3000万头野牛,到1890年也就是大约比尔施塔特画《最后的水牛》这幅油画时,野生水牛急剧减少到1000头左右,已濒临灭绝。显然画中数不清的牛群是画家的浪漫想象,况且大规模扑杀野生水牛的是白人定居者,而不是印第安人。可见,这幅作品不是对西部风景和历史的真实描绘,扭曲了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比尔施塔特精心的构思传达了一个当代环境问题。
哈德逊河画派风景画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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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河画派创始人科尔通过想象在风景中融入道德寓意,使风景画承担了历史绘画的道德职能,体现了浪漫的崇高,他的风景画与文明发展、人类道德等宏大主题相关,使艺术与历史、道德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故称寓意式风景画。杜兰德的风景画则更多受模仿学说和地形学影响,用版画家对细节的激情,致力于再现眼睛看到的自然,一丝不苟地对岩石、森林内部等景物进行细节性描绘,作品显得更加真实、自然,故称他的风景画为忠于自然的写实风景画。19世纪70年代以后,受法国巴比松画派、德国杜塞尔多夫学院、惠斯勒抒情梦幻曲的影响,一些艺术家如英尼斯不再追求画面的宏大和细节的刻画,而是追求孤独的沉思、内省和一种心灵的永恒感,强调风景的情绪表达,他在诗情画意的气氛中消解了哈德逊河画派的传统形式。
对于如何彰显自然特质,如何表达情感和艺术观念,如何处理文明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哈德逊河画派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表现出一种张力,甚至同一个艺术家的主张有时候也显得矛盾。他们的风景画具有写实主义的倾向,但并不是照搬自然、模仿自然,他们对原始素材进行提炼加工,用浪漫主义手法和理想主义情怀在大自然中寻找神圣画面,以满足心灵的需要,他们的风景画又具有理想化倾向。哈德逊河画派崇尚美国独特的荒野风景,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又羡慕欧洲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他们的作品表达了进步主义信念,但也有部分画家开始警醒美国人的进取精神,担心“文明之斧头”会对生态造成破坏。可见,他们的面向像一个多棱镜被呈现出来,艺术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画家内心的丰富多彩和思维的复杂多变在哈德逊河画派中表现得如此充分。
艺术史家米切尔把风景看成是文化力量的工具,是创建国家与社会认同感的核心工具。哈德逊河画派通过联想,将自然与美德、纯洁、和谐以及国家统一、民族自豪感联系起来,风景画成为社会内涵的图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