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是常常忘记自己不是上帝( 二 ) 翅膀|木工|齐白石|明白|专家

除了这两类领域——我们大致可以称其为公共领域和专业领域——还存在着伴随着知识商品化、市场化而产生的一个思想\知识经济领域，即知识生产与消费的市场经济。这个领域更多地受到纯粹市场化的生产与消费规律的调节。比如，现代大众传媒的收视率、收听率或者订阅率，对于很多“媒体知识分子”是绝对的权杖。有些人一旦被传媒受众抛弃，其市场价值就会呈现下跌态势，而为理性的媒体经济所抛弃。
总的来看，上述三种规制思想、知识市场的方式，看上去都不是那么靠谱。市场知识分子有时靠炒作、丑闻、八卦等吸引眼球就能赚钱，“眼球经济”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另外，有些专家在专业领域犯错误，往往也得到免责的豁免权。比如，索维尔的同行、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很多预测，结果证明都是错误的，但是其错误言论似乎并未受到惩罚，其学术声望似乎也没有受到损害。
事实上，即便在专业领域，因为体制惰性、意识形态派性以及小集团主义等原因，犯错的学术知识分子一般也很少受到惩罚，比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索卡尔”事件而声名狼藉的某些学者，至今仍然活跃于美国主流学术圈内。学术制度的自我纠错、自我净化机制，并不如理想主义者设想得那样运作有效、出手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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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出专业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索维尔在书中也着墨颇多。他尤其针砭了声名显赫的专家越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发表的大量“非专业”或“公共”言论的现象——其中很多言论今天听起来其幼稚愚蠢的程度令人咋舌。比如在“二战”爆发的前夜，罗素主张废掉英国的陆海空三军；萧伯纳认为希特勒着手管理的欧洲可以让他安心入眠，而责怪美国人“过于畏惧独裁者”。
这类越出了知识分子专业领域的言论，诚如波斯纳冷嘲热讽的那样，并不比报头刊尾的读者来信或者街谈巷议的大众闲谈更具备“知识含量”，却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名人效应”，往往具备放大了的社会影响力。
波斯纳在其《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对于公共知识分子错漏连连的“胡言乱语”做了经济学式的分析。他的核心观点是，当前社会中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学院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终身教职），多为专业领域内的狭隘专家和职业保障无虞者。他们在公共领域内的“胡言乱语”，一般不会影响其职业保障（不会因此而失去终身教职），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退出成本极低，从而导致其提供的公共知识产品质量缺乏保障。通俗地说，就是“说错了也没啥”，因此就“随便说”。
在这里，权力与责任是不对等的。观念知识分子在思想市场、观念市场上成为拥有特权的卖家，却缺乏制约其话语权/市场统治权的对等机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理论、言论被现实颠覆的观念知识分子，其言论仍在流传，拥趸仍然存在，其观念的铁蹄，仍然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跑马圈地”。
市场机制、专业机制和公共责任伦理机制均告失效，使得知识分子的苛责问题显得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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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拥有语言、知识、观念、技术等符号化资源优势及特权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历史角色和地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从巫师到祭司，从丧事操办者到儒生，从主教、廷臣到公务员，从贵族科学家到科学院、大学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从教士到大学教师、新闻采访人员，从发明家到跨国公司研发总部的工程师……而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分析与反省，也不乏振聋发聩或妙趣横生的研究。
比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看到了现代专家与知识分子必然“弃圣绝贤”（祛魅）的趋势后，深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无地可依，曾经悲叹“专家没有灵魂”。英国学者哈耶克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唯科学主义的“理性自负”倾向，是制造20世纪诸多浩劫的内在思想诱因。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激烈地攻击法国激进知识分子服膺的意识形态纯属“鸦片”——这些人对于民主制度的缺点毫不容情，对滔天大罪却态度宽容。英国学者鲍曼认为“后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从社会的“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虽然仍然掌握着解释价值的话语权，但已经失去了“立法者”的权威。索维尔此书，可谓在此知识分子批判系列中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