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疼痛不是生活的全部


叙述者|疼痛不是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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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女工手册》,(美)露西亚·伯林著,王爱燕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版,69.00元。
□谷立立
恐怕很少有人会像露西亚·伯林那样写作。在短篇小说集《清洁女工手册》中,她把过去的恋人形容为伯克利的垃圾场,把人的身体比作洗衣机的观察窗。按照小说家莉迪亚·戴维斯的说法,这样的故事是“带电的”。这意味着,只要翻开书,让目光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稍作停留,我们就能听见阴阳两种电极相互碰触时迸发出的噼啪声——这是故事与故事的碰撞,也是故事与生活的碰撞。
伯林应该感谢生活的赐予。正是有了这份天赐的眷顾,她的写作生涯与人生经历才能无缝链接、合为一体。在68年的人生中,伯林从来没有真正停下她的脚步。她在阿拉斯加出生,最初成长于美国西部的采矿营地,长大后跟随母亲一路南迁,最终在智利过着衣食无忧的安稳日子。同时,终其一生,她不断更换她的人生角色,似乎没有哪一种职业可以挽留住她匆匆的脚步,满足她对生活的认知:中学老师、接线员、医生助理、家庭主妇、清洁女工……
这样的人生就像一座富矿,撑起了伯林的写作。在同名短篇《清洁女工手册》中,有一句话道出了她的心声:“清洁女工什么都知道”。的确,清洁女工什么都知道,从生活到写作,她会告诉你所有的秘密。故事中,叙述者“我”是一名清洁女工,常常往返于城市的两边,见证不同的人与事,又与太多不同性格的雇主打过交道。于是,就像旁观一场永不落幕的街头真人秀,她罗列清洁女工的诸般禁忌,警告新手千万不要与猫交朋友,更不要去心理医生家干活;她细数烟灰缸里的烟头、桌上的那只酒杯、被挪开的保龄球赛奖杯,以及三十个谜一样的空酒瓶;她喜欢透过公交车的车窗浏览街上的风景,更不忘谈论司机的车技。
这一次,习惯对号入座的读者终于猜对了。这位无所不知的清洁女工(以及书中出现的每一个叙述者“我”)都是伯林的化身。这意味着,没有扎实的生活阅历,没有敏锐的视觉神经,就不会有《清洁女工手册》的诞生。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写法?不妨来看看伯林的故事。或许,故事会告诉你一切。《H. A.莫伊尼汉医生》里,叙述者“我”的外公是一名牙医,最擅长制作假牙。“他的假牙既不打滑,也不漏风,而且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他发明了一种秘方,能把假牙做成合适的颜色,有时甚至会让牙有点缺口或泛黄,还带填补痕迹和牙冠”。
这段话可以用来形容伯林的写作。她本该忽略所有的伤痛,把眼前流动的生活描绘成一首绚烂的诗。但她很清楚,生活从来不是一道甜味剂。有快乐,就有悲伤;有新生,就有离别。具体到写作,如果小说是生活的复制,那么作家究竟是应该用美颜相机进行修饰,还是照实写出,保留生活的原样,哪怕她的故事充满难看的划痕、裂纹、斑点、褶皱?答案不言而喻。至少,伯林不需要刻意掩饰伤痛,回避死亡。相反,只要照着生活的模样,一路写下去,把所有瑕疵一个不漏地拿过来,就有了她的写作。
《幻痛》一篇,一名截肢的病人常常感到来自幻肢的疼痛。此时,护士告诉他,“所有的痛都是真的”。这句话放在伯林的语境下,就有了更深的意涵:所有的疼痛都是真实的,所有的疼痛都是生活的赐予,然而疼痛远远不是生活的全部。小说中,叙述者“我”守在病榻边,一边照顾记忆衰退的父亲,一边看着他沉浸在往事当中,恍恍惚惚,不知今夕何夕。在父亲的意识中,他很年轻,也很健康,走过太多地方,见过太多人物,做过太多荒唐事。
甚至,他固执地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小女孩。而“我”呢?“我不会假装,或只是哄哄他——我当真会陪他回到过去”,回到“我”8岁那年居住的亚利桑那州的矿场,那儿有“鹿和羚羊,偶尔还有美洲狮会靠近,并不畏惧我们的几条狗。夜鹰在高处的悬崖峭壁前迅疾飞翔,被夕阳映成更深的红色”。显然,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写出这样鲜活、灵动的句子。而回到过去,恰恰是伯林写作恒久不变的主题。这倒不是说,面对当前的伤痛,刻意回避,假装一切从未发生过,而是站在当下,回望过去,重新看待生命中曾经有过的美好。
毕竟,往事永远没有好坏之分,哪怕它看上去那么遥不可及,哪怕它曾经深深地刺痛了她。相反,如果现实的生存给了她太多难以承受的重,那倒不如索性沉醉在往事当中,感受从未有过的轻盈。于是,就有了小说中那些相似的场景。在不同的故事里,“我”分别处于不同的年龄,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见解,唯一相同的是回忆。当“我”面对同学的排斥,当“我”与衰老擦肩而过,当“我”见证意外的死亡,当“我”穿行在街市上,当“我”独自待在洗衣店、急诊室、清洁间、公交车里,过去的点点滴滴总是不请自来,充盈在“我”的头脑中。